欧阳河

　　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最初提出建立职业教育体系，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做出规定，而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由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力争在‘十五’期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从上述的国家政策表述可以看出，根据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国家都提出了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阶段性目标。过去20多年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主要是解决了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基本配套、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与普通教育初步沟通的问题。但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形成的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在管理体制、行业企业参与机制、与普通教育沟通制度等方面还相对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需要加快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笔者认为，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此次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试点，应该针对体制机制顶层设计的问题，力求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具体来说，应该在理顺、合作、畅通三个方面取得突破。理顺，就是理顺职业教育体系的管理体制。旧体制延续下来的体制机制造成政出多门，严重影响职业教育体系的效率。因此，要按照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着重理顺四个关系:一是政府各部门管理职业教育的关系。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标准制定和职业技能鉴定由劳动行政部门指导行业企业负责，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据此，技工学校应从劳动行政部门划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改变多年来管办不分的状况。二是行政部门与职业教育机构的关系，要按照去行政化的要求，改变当前行政部门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政府的职责是提供教育资源给学校，让学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至于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如何组织教学，这是学校自身的问题，行政不必过多干预。就好像农民知道该怎么种地，你把自主权交给他就行了。三是理顺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标准。由于政出多门，目前同层次类型的教育教学标准不一样。应通过试点，制定统一标准。如专科学校和高职学院应采用同一办学与管理标准，中专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亦应采用同一办学与管理标准。又如，获得职业院校毕业证书的学生不必再考同层次的职业资格证书，以减轻学生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四是理顺体系内部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关系，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应改革中、高职教育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的状况，以利于中高职衔接和健康发展。
　　合作，就是校企合作制度要有新突破。行业企业参与不足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严重缺陷。目前，不但每年1000多万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成为一个大问题，严重影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培养与使用容易脱节，造成毕业生就业困难。因此，应建立校企合作保障机制，保障每一个职业院校学生都能到企事业单位实习，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减少毕业生的不对口就业率。
　　畅通，就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机制要有新的突破。职业教育体系是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与普通教育体系并存。普职教育不沟通，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就无法建立，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就难以增强，普职教育就无法实现等值。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虽然有沟通，但是受限很多，并不畅通，使得职业教育沦为二流教育。实现畅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取消职业院校学生升学的比例限制。二是建立中学后大学前的第四级教育，让职业院校学生通过这个教育转换平台，具备升学学习的能力。同时，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异化为应试教育的状况将改变。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呼声已久，而少有进展，难的恐怕不是取得观念认同，甚至也不是找不到有效方案，而是难以打破利益格局。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过程，很可能会伴随着打破利益格局的过程。同时试点工作要去行政化。行政化主导的改革，往往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倾向，令整个教改决策变得粗糙、急躁、教条化。因此，在试点工作中，应避免用行政化思维和手段解决问题，多一些民主和科学。改革措施要经过正反两方面论证，既见其利，又见其害。在策略上，宜采取自下而上，经社会、业界和学界充分讨论和准备，与研究者、实践者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以形成改革的合力。最终，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很可能在善于打破利益格局和能够去行政化的地方率先建立起来。
　　(作者系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调研和起草人之一。)

来源：人民政协报